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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間通風設備:鄉(xiāng)村醫(yī)生申冤30年兩度獲刑兩度平反 追責申請無果-

鄉(xiāng)村醫(yī)生申冤30年兩度獲刑兩度平反 追責申請無果-中新網 　　“獲罪??平反??再獲罪??再平反”，這是四川省達州市達縣河市鎮(zhèn)醫(yī)生周爵斌(現(xiàn)名周覺斌)30年的遭遇。1983年的“嚴打”中，周爵斌被以拐賣人口罪和詐騙罪判刑15年；入獄5年多后，獲改判有期徒刑4年，得以出獄；經多次申訴，周被判處免予刑事處罰；1996年，達縣法院宣告周爵斌無罪；不料，2004年，他卻再次因同一事實獲刑兩年；直到2012年年底，四川省高院提審此案，周爵斌才獲得最終的平反。 　　蒙冤30年，周爵斌父母雙亡、與妻離婚。如今找回了清白，周爵斌已年逾花甲，他申請恢復工作、補發(fā)工資，遲遲得不到解決，而釀造冤案的始作俑者也未被追責。 　　□飛來橫禍 被指拐賣人口遭逮捕 　　1954年，周爵斌出生在一個中醫(yī)世家，他從小就跟隨父親學中醫(yī)，是家傳十三代中醫(yī)傳人。周爵斌接父親的班到達縣河市鎮(zhèn)衛(wèi)生院工作，先后在達縣衛(wèi)校、中醫(yī)學校學習。一直以來，周爵斌勤奮刻苦，在治療疑難雜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周爵斌覺得，只要不怕吃苦，他就能過上好日子，也能幫到更多病人。 　　但是，一封投遞到四川達縣公安局的求救信將周爵斌美好的愿望徹底摧毀。 　　時年20歲的達縣女子王桂秀在求救信中稱，她被一名叫“李木匠”的男子販賣到山東聊城的農村。一同被拐賣的還有她的同學李勝秀。公安部門當即安排解救，已懷孕的王桂秀堅持要回四川老家，李勝秀則愿意在當地安家落戶。 　　達縣公安部門對拐賣案進行調查時發(fā)現(xiàn)，“李木匠”是王桂秀和李勝秀的同學冷芬在1981年8月10日介紹認識的，“李木匠”的真實姓名、工作單位、家庭住址等信息不詳，無從查找。而最先認識“李木匠”的，正是冷芬的舅舅、河市鎮(zhèn)衛(wèi)生院職工周爵斌。 　　周爵斌稱，他是1981年6月在達縣中醫(yī)學校進修時認識“李木匠”的，因為只是點頭之交，所以沒問過對方姓名。 　　同年8月12日，周爵斌在去武漢的火車上與王桂秀、李勝秀和帶她們“去河北找工作、找男朋友”的“李木匠”等3人相遇。周當時是去湖南看母親，但架不住李勝秀要求其護送的要求，便隨3人來到山東聊城。周爵斌返回時，“李木匠”給了他500元錢，讓他拿去花。由于之前他曾替“李木匠”看過皮膚病，李并未給錢，所以他就收了。沒想到種下了禍根。直到被捕時周才知道，“李木匠”將兩名少女賣給了茌平縣兩農戶為妻，共賣得3250元。 　　王桂秀兩次證實被騙賣不關周爵斌的事，稱“李木匠”先前準備給她找個48歲的男人，周堅決反對，是在保護自己。后來周不在的情況下，她被“李木匠”賣掉。李勝秀也證實，“是李木匠拐賣的，周爵斌沒有參與拐賣”。冷芬的證詞同樣證實了送兩位同學跟“李木匠”去河北，舅舅周爵斌并不知情。由于“李木匠”無法找到，達縣公安部門只好暫時將此案擱下。 　　1983年，“嚴打”開始，王桂秀等被拐賣案被重新辦理。同年11月，周爵斌因涉嫌拐賣人口罪被逮捕。 　　□屈打成招 民警作證曾刑訊逼供 　　周爵斌堅決否認參與“李木匠”販賣人口的勾當；他承認收過“李木匠”500元，但稱這些錢是“李木匠”此前欠他的藥費。但是，這樣的解釋未能過關。 　　根據后來受害人王桂秀等人的證詞，警方抓捕周爵斌前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們先是讓王桂秀、李勝秀修改證詞，又讓冷芬寫了兩封“舉報”信，檢舉舅舅周爵斌“脅迫”其找女同學外出和將王桂秀等帶到河市鎮(zhèn)閣溪橋的經過。 　　王桂秀等之所以改變證詞是因為遭到威脅。根據2004年達州市中院法官、檢察院檢察官及周爵斌代理律師聯(lián)合赴北京、山東等地調查的結果，“嚴打”期間辦案人員對受害人及證人進行了威脅。“辦案人員說我舅舅走私販毒等，頭都保不住，啥子罪都有。我不按他們的要求寫就走不了�！崩浞艺f。王桂秀還被捆綁并遭威脅、恐嚇式訊問，她只得按照辦案人員的思路進行編造。審訊人員還逼她承認與周爵斌有男女關系。 　　周爵斌被抓捕后，堅稱事先不知道“李木匠”有拐賣王、李的目的，更沒有跟“李木匠”共同商議過此事，但這樣的回答顯然沒有被接受。隨后，周爵斌遭到了刑訊逼供。 　　2004年，多名訊問人員和值守人員等向法官、檢察官講述曾目擊周爵斌被刑訊逼供。對周實施刑訊逼供的人員也表示了懺悔。 　　達縣公安局民警黃一友證實，他親眼看到辦案人員崔福生在審問周時，周僅穿著內褲被繩子綁著，繩子嵌進了肉里。他還聽看押的民兵說周被打過，有一次被罰吃下一盒煙后暈倒了，還進行了搶救。 　　河市鎮(zhèn)供銷社職工楊勛珍證實，1983年在旅館工作時，聽見周爵斌提審時被打的慘叫聲，有一次還看見周被兩人夾著拖走，血糊糊的，頭還在流血。 　　另一名河市鎮(zhèn)供銷社職工馮德玉證實，看見周爵斌在提審時被打。周被打后身上有傷，臉上有血，有時還聽見周被打的慘叫聲。 　　這樣的場景如今還出現(xiàn)在周爵斌的夢中。他在夢中被毒打，然后驚醒，接著便再也睡不著。 　　“很多時候清醒著出去，昏死著回來�！毙押�，周爵斌總會用心記下，這是第幾次被打。 　　這段歲月于周爵斌是刻于發(fā)膚的歷史：頭部一側的兩大條傷疤，右額內至今還殘留著金屬物，右手臂上的烙傷瘡疤，兩只手腕上手銬磨爛的疤痕，受傷萎縮的右手小手指以及遍布傷疤的雙腿。 　　每逢天氣變化，周爵斌身上的疼痛便開始復發(fā)，“腦殼脹疼，鉆心的疼，只能吃三七(中藥，編者注)鎮(zhèn)痛�！敝芫舯笳f，幾十年來，他已經吃了500多公斤云南的三七。 　　□終獲平反 300余次寫血書喊冤 　　刑訊逼供持續(xù)了三四個月，周爵斌扛不住了，最終簽字畫押，“低頭認罪。” 　　1984年1月，達縣法院以拐賣人口罪和詐騙罪，判處周爵斌有期徒刑15年，并追回“全部贓款、贓物”。法院認定，周伙同他人，在1981年至1982年拐賣王桂秀、李勝秀、艾光蘭三名女青年到山東、河北，獲贓款3900余元，分得2100余元；以及1979年倒賣鋼材提貨單詐騙亭子區(qū)供銷社480元。 　　“那個艾光蘭也是那幾年被拐賣的女子，和王桂秀、李勝秀不是一批，跟我一點關系都沒有，可也安到了我頭上。”周爵斌說，“我想喊冤上訴，可那個時候不準上訴。他們說上訴就打死你�！鲍@刑后，周爵斌被押送至南江縣坪河勞改支隊服刑。 　　服刑期間，周爵斌300余次寫下血書申請監(jiān)獄為他呼吁冤情。 　　當時在監(jiān)獄里，周爵斌除按要求勞動與學習外，空下時間就寫冤狀，“每個月兩塊五的勞改津貼，我全用來買紙買郵票寫狀紙”。 　　“你看我的手，割了這坨肉下來后，我寫了48個冤字血書�！敝芫舯笊斐鲎笫纸o記者看，中指的指腹有一個凹下去的疤痕，“我把手指割開，在每封狀書后面都用血寫一個大大的‘冤’字。”周爵斌說，只有用血，這樣一筆一畫地寫，才能表達出自己的冤到底有多深。 　　周爵斌當時的申冤執(zhí)念確實感動了身邊的很多人：之后南江縣人民檢察院和坪河勞改支隊一起向當地各級法院反映了周爵斌的冤情。 　　1989年4月，達縣法院改判周爵斌有期徒刑4年，他得以出獄。 　　其實，服刑期間，周爵斌曾因為在山洪中救了一名干部而被獎勵減刑，但減刑遭到了周爵斌的拒絕�！皽p刑的前提是認罪服法，我沒有罪，我不用減刑�！� 　　周爵斌始終相信自己無罪，出獄后仍然繼續(xù)申訴。1991年，達縣法院認定周爵斌“不構成詐騙罪，拐賣人口情節(jié)輕微，免予刑事處罰”。1996年，達縣法院最終宣告周爵斌無罪。 　　至此，被周爵斌理解為“為了完成抓人名額，無故抓我，并用酷刑致我數十次‘死去活來’炮制的拐賣人口、詐騙罪15年冤刑”結束了。但這5年多的牢獄之災，第一次生生折斷了周爵斌的人生。 　　周爵斌被捕后不久，父親被“活活氣死”，妻子易家淑也因此和周爵斌離了婚。周爵斌服刑期間，他80多歲的母親沒有了生活來源，靠乞討生活。周爵斌一度以為母親也去世了，還在監(jiān)獄里給母親舉行了追悼儀式。出獄后，周爵斌帶著朋友給的幾千塊錢，到湖南姐姐家，打算到母親墳頭上墳，給母親修修墳地。直到去姐姐家的路上，周爵斌看到了趕來迎接他的母親，才知道母親仍然在世。 　　那一刻，周爵斌抱著母親，覺得五臟六腑擰成了一團，他呼吸了十多口氣，才緩過來，哭出了聲。 　　□再遭定罪 舊案重提終審被判2年 　　服刑的日子，周爵斌腦中一直盤桓著出去后該干什么：一是申冤，二是賺錢，三是報復，殺掉所有誣陷他的人然后自我了斷。 　　就在看到母親那一刻，周爵斌的所有惡念褪去，“父母生養(yǎng)我，我得好好報答他們，好好活著”。周爵斌告訴母親，“三年之后，我接你回來抱孫子。” 　　1991年，周爵斌和丁長容結為夫妻，1992年，兩人生下了兒子，把母親接回了家。 　　就在1996年周爵斌被判無罪后，他在達州市通川區(qū)金華巷開了一個診所，“必須賺點錢養(yǎng)活妻兒老小�！�1997年3月，達縣衛(wèi)生局恢復其在河市鎮(zhèn)衛(wèi)生院的工作。 　　其間，河市鎮(zhèn)衛(wèi)生院根據周爵斌的業(yè)績及社會效益和影響，任命周為業(yè)務副院長，同時經過醫(yī)院的報審，周爵斌于1997年越級晉升為主治中醫(yī)師職稱，后轉為事業(yè)聘用干部。在周爵斌看來，這是醫(yī)院當時“留住人才”的舉措，“我的醫(yī)術在當地小有名氣，病人很多，醫(yī)院看中了我這一點。” 　　在給百姓治病的同時，周爵斌也為一些政府官員治好了病�？吹街芫舯髱椭恍┎∪擞弥嗅t(yī)戒毒，這幾名政府官員多次舉薦周爵斌到達州市公安局下屬的戒毒所工作。 　　“他們告訴我，要為人類行善，挽救更多吸食毒品人員的生命�！敝芫舯笳f，在這幾名官員的勸說下，他放棄了當時每年20余萬元的高收入，于1999年從原單位達縣河市鎮(zhèn)衛(wèi)生院以“特殊人才”商調到戒毒所工作。 　　就在一家人以為生活就要好起來的時候，噩耗再次襲來。 　　按周爵斌的說法，在商調達州市公安局下屬的戒毒所時，達州市公安局某領導向其索要10萬元“打點費轉警”未遂，遭到其斥責，并對其實施了報復。一個事實是，2004年全國兩會期間，達州市的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向省領導書面反映周爵斌系勞改釋放人員進了公安隊伍，以及周的調動有問題。 　　隨后，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這樁已“宣告無罪”八年的案子進行調查，并決定提審。2004年5月，第一次開庭后，中院組織了控辯雙方對周案1983年“嚴打”形成的證據重新進行聯(lián)合調查。 　　在這次調查中，該案的相關人士去往北京、山東取證，同時同步錄音錄像，證實了原證據經刑訊逼供形成。 　　返回四川后，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了第二次開庭審理。但該院并未直接判決，而是撤銷了達縣法院關于周案的所有四份判決，將案件發(fā)回達縣法院重審。 　　2004年12月6日，達縣法院以王桂秀、李勝秀、冷芬等2004年陳述不客觀真實，不足以推翻各自在1983年的陳述，宣布不予采信。周爵斌再次被以拐賣人口罪獲刑兩年。周爵斌上訴，達州中院2005年4月做出了維持原判的裁定書。 　　這次被判刑后，周爵斌并未入獄，因為之前他已經坐了5年多的冤獄。按他的話說“早就坐夠數了”。 　　□二次昭雪 省高院提審宣告無罪 　　得知周爵斌再次獲罪，周爵斌的母親每日以淚洗面，“她就坐在那里一天一天地哭，也不吃飯，也不聽勸”，周妻丁長容眼看著婆婆的雙眼在一周之內哭瞎了，再也沒有治好。 　　周爵斌為洗冤四處奔波的日子，丁長容每天早上起來買了菜，從西邊到南邊上班，中午下班回家給兒子和婆婆做飯吃，“每天都累得晚上躺床上就動彈不了，可還是整夜整夜睡不著�！� 　　“對于他來說，名譽最重要，這個名譽就是清白。”丁長容了解周爵斌，但她不知道自己能幫上丈夫什么忙，只能操持好這個家，算是最大支持。 　　2004年9月，達州市委以“周爵斌、李澤芳等三人是黑警察”為由，作出了辭退周爵斌公職的決定。 　　“所謂‘黑警察’，是指非法轉了警，被授予警銜，才叫黑警察，我一沒有轉警，二沒有授警銜，連黑警察的邊都靠不上，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嗎？”周爵斌繼續(xù)申訴。 　　2007年底，全國人大內司委要求最高法對該案進行復查。2008年8月，最高法派員到達縣法院調取案卷，但案卷卻不翼而飛。 　　2010年，周母因眼盲行動不便，在家中摔倒后去世。 　　屋漏偏逢連夜雨。兒子周放(化名)也讓丁長容和周爵斌放心不下。因為父親的冤案，兒子周放想退學�！八麊栁�，到底是哪些人害了爸爸，他要去把他們殺掉。”丁長容抹著眼淚，“他爸爸只好坐下來耐心地勸導他�！� 　　2012年2月，周爵斌將遭遇發(fā)到多家網站上。當年10月，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決定對周爵斌案進行提審。 　　2013年大年初十，周爵斌從達縣法院拿到了四川省高院的(2012)川刑提字第4號判決書。這份3000余字的判決查明，現(xiàn)有被害人王桂秀、李勝秀及證人冷芳等人于2004年所做的陳述和證言，均否認周爵斌拐賣人口。原偵查階段確有刑訊逼供行為，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木匠”未歸案。四川省高院以原判認定周爵斌犯拐賣人口罪證據不足，撤銷有關周案的達州中院2005年刑事裁定和達縣法院2004年刑事判決，宣告周爵斌無罪。同時，關于指控周爵斌犯詐騙罪的事實，省高院判決稱“實屬投機倒把，按從舊兼從輕原則，不構成犯罪”。 　　周爵斌終獲清白。 　　拿到判決書的那天，周爵斌買了串長長的鞭炮在樓下噼里啪啦地放了10多分鐘，“去去晦氣”。那天，這個在刑訊逼供中沒流一滴眼淚的男人捂著臉號啕痛哭。 　　□追責到底 要求恢復工作至今無果 　　“我一定要追究相關責任人，討回公道�！卑凑辗沙绦�，周爵斌向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2013年7月，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賠償周爵斌因限制人身自由2141天及精神撫慰國家賠償金共計42萬余元。 　　這一筆賠償金來之不易。周爵斌稱，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年8月底便已受理自己的賠償申請，但在他還不知情的情況下，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蒲春天卻打電話恐嚇周爵斌，“他說高院沒有受理，要我撤回上訴，放棄部分賠償，中院才會賠我錢”。為了獲得賠償，周爵斌只好撤回交到高院的國家賠償申請。“就在我撤回以后，達州中院就把高院的受理通知書和允許我撤回申請的決定書一并給了我�！� 　　周爵斌認為，相關部門除了應該給予賠償、補發(fā)工資外，還應該恢復其在戒毒所的工作。 　　達州市紀委和市委清退、辭退周爵斌的理由是，周爵斌在調入戒毒所過程中三次改變身份：一是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二是全民所有制工人轉為聘用干部，三是由聘用干部調入公安戒毒所。 　　“一是我是事業(yè)性質的集體所有制，當時政策允許所有制的改變，所有調動的人都是這樣轉的，不存在違規(guī)；二是越級晉升中級職稱，當時國家實施的是審批制度，還沒有實施考試制度，是根據我本人治病的顯著業(yè)績和得到社會的公認，醫(yī)院層層上報審批的，無違紀行為；三是凡是取得中級職稱后，國家有政策明確規(guī)定皆視為事業(yè)聘干，不存在違規(guī)�！敝芫舯笳J為相關部門將其辭退才是違規(guī)違法。 　　周爵斌稱，國家法律法規(guī)明確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在接受審查期間未作出處理結論之前，不準開除公職、辭退、停發(fā)工資，但工資可發(fā)70%的生活費。“市紀委及市委早在我刑事判決書下達半年之前的5月12日就決定將我辭退，這是違背國家法律法規(guī)的�！� 　　周爵斌稱，在其申請恢復工作后，達州市公安局對其調入戒毒所程序作了嚴格詳細的審查，召開了7次局委會研究，結論是“程序合法，無違規(guī)行為，理應恢復工作”，并上報到市委。 　　2012年4月4日，就周爵斌恢復工作的問題，達州市委召開了常委會研究。周爵斌稱，由于會上出現(xiàn)爭議，常委會決定再次成立專案組，還是由市紀委復查辭退他一案。 　　但之后一年多里，周爵斌數次找到相關負責人，哀求對方盡快落實政策，恢復工作一事仍然無果。 　　2013年3月，拿到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無罪判決書后，周爵斌向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要求執(zhí)法部門對制造其冤案的執(zhí)法人員進行應有的法律制裁，并遞交書面申請。當時，中院回復周爵斌，兩個月內給予答復，但至今未給他答復，其間他曾多次前往法院催促，均未得到回應。 　　針對此案，記者先后前往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達州市公安局、達州市委進行采訪，但均遭到拒絕。記者了解到，早在2013年4月，達縣法院接受媒體采訪時，相關負責人就稱，周爵斌的案件過去太久，當年辦案的法官都已離開原來的崗位或退休，該案是否屬于冤假錯案還不好說，是否啟動錯案追究程序，還要等上面的通知。 　　□尾聲 如果沒有這些事大兒子都32歲了 　　2016年的春天，在一個雨過天晴的夜晚，在達州的家中，面對京華時報記者，周爵斌提起30年的洗冤路仍然不能平靜。 　　當年周爵斌被逮捕時，他的前妻易家淑已懷有6個月的身孕。周爵斌被抓后，易家淑打掉了腹中的胎兒，和周爵斌離了婚�！拔也还炙�，當時說要判15年，她還年輕，我不可能讓她等我�！敝芫舯筮@么對記者說。 　　如果不是這起冤案，周爵斌的第一個孩子如今已經32歲了�！奥犝f是個兒子呢�！�60歲的周爵斌說到第一個孩子時，嘴角微微向上揚起，扯出了一絲笑容，“如果沒有這些事情，我的孫子現(xiàn)在也很大了呢。”啪嗒，周爵斌的眼淚從眼角滑落，掉在傷痕累累的腿上。 　　京華時報記者 王梅 攝 京華時報記者 王梅 發(fā)自四川達州
你憑什么看不慣大媽旅行團 每逢大小節(jié)假日，戲劇感的旅人姿態(tài)總能被公眾關注。其中，大媽旅行團是一個近年來頗受矚目的群體。中國大媽緊跟時代潮流，異國街頭頻頻可見她們的身影。透過社交網站言論及影視作品，當下年輕人對大媽旅行團的目光并不友善，態(tài)度以調侃、吐槽為主。這一代年輕人反感并竭力遠離大媽團，他們彼此間的旅行觀念背道而馳。 當背包客文化為年輕人癡迷，凱魯亞克式的身影日益密集，中國大媽團的姿態(tài)根本套不進青年標榜的“旅行的意義”。她們湊人頭抱團出游，樂趣不過“到此一游照”和紀念品。她們旅行就如晚餐后的廣場舞之約，玩得甚至比年輕人更high，并積極醞釀下一場旅行計劃，烏泱泱淹沒異國街頭。你黑，她樂。 我春節(jié)去尼泊爾旅行，途中偶遇中國大媽團。個人觀察，大媽們雖不如年輕人那般充分、自如地融入異域，但亦能努力采擷自己的點滴愉悅。她們英語蹩腳，離了導游無法與當地人溝通，但絲毫沒降低幸福指數。我路遇一北京大媽團，她們聽不懂講解，卻依舊能快活地猜測植物的名字，滿臉自在地坐樹下：“真好，比北京空氣好……”大媽旅行團的確比年輕旅行者更愛湊熱鬧，但她們大多懂得遵守集體行動的規(guī)則，用自己的方式享受旅途樂趣。 中年婦女們游山玩水，卻被一些網絡輿論塑造成滑稽可笑的形象，大概有這樣兩個原因：一是青年人倡導的背包客文化，已悄然成為旅游市場的主流觀念，大媽們習慣的傳統(tǒng)旅游模式遭年輕人排斥；另一方面，“大媽”一詞本身就帶有含混的價值判斷，網友喜好調侃大媽，表達的是對她們角色轉變的困惑。你疑惑大媽為什么一臉坦然，一把年紀身材臃腫還丟人現(xiàn)眼跳廣場舞，難道不該在家忙家務、看電視嗎？你調侃大媽團，因為認為這么玩就白費了人民幣和時間，還不如在郊區(qū)農家院吃火鍋、唱歌。大家沒能心平氣和地承認事實：大媽們解下圍裙，正沖向城市廣場和異國街道，大膽表達一個前所未有的角色，他們是從傳統(tǒng)觀念里解放出來的新“自我”。 大媽們的旅行方式，也不是一直為抱團而抱團、為熱鬧而熱鬧。我50歲的母親旅行時熱衷投靠“大媽團”，可她聊起青春，也是一部背包客流浪記：她20歲時獨自去四川玩一個月，火車上人多到根本沒法擠進廁所；買不到渡船臥鋪票，只能卷張涼席到甲板上找個地方睡去；深山里搭不上班車，她一口氣組織起40個人集資搭卡車，夜里天降大雨，姑娘們抱團瑟縮在篷子下啃饅頭、打撲克。我問起為何旅行模式“文青轉大媽”，母親的回答是，不是不喜歡年輕人的玩法，只是年紀大了就偏愛熱鬧，喜歡姐妹們相聚說笑，不在乎風景了。 母親的答案，能夠幫助解答如今大媽團的旅行方式何以流行。她們并非如公眾想象的那樣見識淺薄、行為從眾，她們的旅行態(tài)度正順應了她們的精神需求。“個性”不是專屬于年輕人的標簽，同樣適用于生活態(tài)度陽光的大媽們。青春有青春的瘋狂，中年自有中年的歡喜。 旅行團的大媽們，向社會積極表達著突破傳統(tǒng)的角色。她們抓住時代生產的新潮器物為自己妝扮，但又不向年輕人軌道諂媚、靠攏。重要的是，這是她們自己喜歡的模樣。這一切，值得我們去理解與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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